□黄小林

　　母亲是宁都县黄石镇大岭村人，因为有一双大脚板，就留下了“大脚婆”的绰号。

　　年轻时候的母亲可是黄石的一枝花，她18岁那年拍男女平等的宣传画，扬鞭犁田的母亲笑靥如花，成了多少后生的“梦中情人”。只可惜那时候没有抖音、头条，不然，母亲肯定“圈粉”无数。可母亲后来怎么都不会想到，她会嫁给20里外的父亲，看看她常用来形容父亲的句子——一头稀疏的头发，看上去像个糟老头。那个时代特殊家庭自有民间智慧——换儿媳妇，就是我姑姑嫁给了我三舅舅，我妈嫁给了我爸。这种奇异的娶亲方式，虽是亲上加亲，但母亲当时自然一万个不同意。

　　母亲说，父亲唯一让她看得上的是，他是个初中生，20世纪70年代能供子女读到初中是很不容易的。父亲迎娶母亲时，外祖父对父亲耳语：“女人大脚有福气，你是读书人，明白这个理。”言下之意，要父亲对母亲好。父亲母亲风雨50年，父亲用他的行动做到了这点。所以，母亲还是欣慰的。

　　母亲学习能力极强，我们小时候读书写字，她就在旁边静静地听，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竟然学会很多字。她常说，做睁眼瞎要不得，去银行取钱都取不到，白忙活。后来母亲随哥哥、弟弟去兴国、赣州生活，坐车买菜，从来没有错过。她还通过看电视、与周边邻居交往，学会了普通话。虽然有些发音不是很标准，但足以应付日常。

　　母亲最大的学习能力还不是这些，就在我们家生活极其艰苦的时期，她总能学到很多维持生计的技能。村里有个鞭炮厂，母亲看着人家编织鞭炮，学了几天，她竟然编得又快又好。这活又脏又累，母亲总是起早贪黑，大脚板踏踏板，双手不停地编——吱呀吱呀，一天又一天。到了饭点，母亲总是忘记吃饭，老是说不饿不饿。其实母亲是要强，她不愿意比人家少编。她说，这不仅仅是工钱的问题，更是脸面的问题。为此，父亲总把盛饭菜的盆子埋在怀里，从家里送饭去鞭炮厂。父亲打开饭盒，还连忙端上热水给母亲饭前洗手。热水、热饭，这周到的服务，这带着父亲体温的饭菜，让母亲感受到了人世间真挚的爱。

　　每次领取工钱的时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她总是把所有工钱给父亲，自己不留一分。村里的阿婆告诫母亲：“大脚婆，票子要自己留点哦。”母亲总是淡淡地说，保女子（指父亲）是老实人，他不会乱花钱。或许正是这朴素的挚爱，交织着这绝对的信任，才让母亲执着地跟着父亲吃了一辈子苦。鞭炮厂倒闭了，母亲又开始学粘孔明灯、打虾米、捡石莼、扎烟……只要能贴补家用的活，母亲能很快学会。

　　母亲似乎是万能的，什么都会。每逢新学期开学，她会做几碗面，放上葱和两个蛋，葱表示聪明，两个蛋加面条表示一百分。母亲对子女的爱，蕴藏在这浓香的猪油味里，连同美好的祝愿，涤荡在我们的嘴里、食道里和胃里，香香的，暖暖的。

　　有一年，我到县城郊外的一个水库游泳，差点被淹死。这事我一直瞒着母亲。后来母亲不知从哪知道这事，拉着我，讲述当年我出生的故事，说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挺着个大肚子，从老家步行了20多里山路走到了外祖母家，说靠着那双大脚板才保住了我……我真想为母亲的大脚写首诗。

　　说到儿女，母亲总是为她夭折的头胎儿子而叹息：“要是他还在的话，今年都快50了。”后来我才知道，此子夭折之后母亲三年没有怀孕，父亲便抱养了我的大姐，取名“带发”——希望人丁兴旺发达。两年后，母亲生了我的二姐，接着又是两年未孕。那时候没休产假，坐完月子的母亲还是要去田里参加生产队劳动，在秧田里，母亲多次受到村里人的讥讽，说她是“绝代婆”，生不到儿子了。很难想象，母亲是怎么挺过那些年的。母亲性格的养成，或许只能问那无数个漆黑的深夜，问那无数回的辗转反侧，问那黄连般苦的日子。

　　生活的艰辛还远远没有结束，几乎每年干旱季节，父亲母亲都会被村里人欺侮。父亲有自知之明，都是过了晚上12点才去放田水，然后躺在田埂上打盹。但是后面来的人，仗着兄弟多，总是把我家的水堵住，放到他家田里。没水养田，争吵和肢体冲突每年都要发生，势单力薄的父亲和母亲要么是被打得鼻青脸肿，要么就是这里出血那里出血。这样的情景刻录在我的脑海总是无法抹去，母亲气得直跺大脚板欲哭无泪的画面，也时常萦绕在我梦里。好在我们几个子女还算争气，通过读书离开了村庄。

　　如今，母亲虽年已七十，但她闲不下来，还时常会和周边的邻居一起去蔬菜大棚摘辣椒，一天能赚七八十元。她的那双大脚板啊，还是那么能走，那么能站，那么受得累。我站在家门口，看到从大棚劳作完回来的母亲，与那些年曾经讥讽、嘲笑甚至打骂过她的村里人有说有笑。母亲爽朗的笑声和着她坚实的脚步声，告诉我什么才是最朴素的包容和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