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军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 

　　那是2022年底，抗击新冠疫情迎来全面放开管控的日子。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放假，可我们的办公楼充斥着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为了让母亲不被感染，我把她和哥哥嫂嫂送回乡下。12月25日，正好是星期日，母亲叫哥哥打电话给我和姐姐，要我们回乡下老家相聚。午饭后，天气暖和，母亲叫嫂嫂、姐姐和我妻子，帮她洗澡洗头。陪母亲吃了晚饭后，我带着妻儿回城。 

　　第二天早晨，接到哥哥的电话：“妈好像叫不醒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挂了哥哥的电话，我在阳台上无助地望着南山之巅，南山顶上的铁塔在我的泪花中轰然倒塌！母亲虽无病榻之苦，但我忽然羡慕起一些朋友，他们虽有年迈的父母亲在医院，照顾得很辛苦，但却还能送终。而我，95岁的母亲，没有嘱托、没有告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悄然离去。 

　　蓉江河畔，夜风呜咽。母亲是个童养媳，爷爷是个抽鸦片烟的，把家里折腾得一贫如洗。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三个拉扯大，愿望就是儿女读好书，能出人头地改善家里的条件。哥哥因为年代原因，无法高考，重任自然落在了我这个小儿子身上。

　　读小学以来，我在班上都是当学习委员，一直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羡慕声中长大的。可是到了初中二年级，正值青春逆反期，我跟同辈的几个兄弟开始贪玩了，打蛇引拐，抓鱼逮虾。当时电影下乡很流行，在晒谷场上、小学操场上，不管远近，我们几个不落一场，一部电影可以连看几场，里面的台词甚至可以背下来，但学习却越来越差了。

　　1982年4月底，正放农忙假。家乡的田野里是刚刚插完的秧苗，歪歪斜斜刚扶正，由青转黄又转绿，正是耘田的时候。假期结束，该上学了，可是，那天我不想去学校。母亲知道后，也没有骂我，而是叫姐姐找来两只大桶，让我挑粪水去耘田。母亲沉下脸，叫我挑满两桶，我哭也没用，姐姐求情，只是少舀一点。我七摇八晃地坚持了一趟，挑第二趟的时候，刚想坐下来休息，母亲用扁担朝我后小腿上打来，忍不住哭出来：“不去读书，留在世上有什么用？” 

　　俗话说，为母则刚，家里再困难，我都没见过母亲流过泪。从母亲的哭声中，我感觉到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失望，甚至绝望。忽然间，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带着小腿的伤痛和母亲的希望，我回到了课堂。之后在哥哥外出务工的资助下，我上了高中、大学，直至1993年夏天顺利毕业。

　　那几年，母亲在村坊间的声望好像也高了起来——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邻里们都羡慕得不得了。其实，那年大学毕业，我差点没回到家乡工作。 

　　我就读的是本地的师范院校。大学时，我曾经在学院的南荷文学社任过职，在《赣南师院报》发表过几篇小通讯，寒假在赣州人民广播电台见习过，在中文系算是小有名气。毕业那年，正好赶上允许大学生自主择业，当时的系领导介绍我到广东梅州的一个中学去任教。 

　　在去梅州之前，我回到家里，把去梅州的事情告诉了父母。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老实巴交，没有多说话，只是叼着旱烟杆抽烟。母亲却来气了：“缴（供）你读书十几年，本希望你在家里教书，好帮衬一下家里。你倒好，卖到广东去了，你也照顾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照顾你了！”我听了心如刀绞。 

　　那几天在家，心中彷徨。几个毕业待分配的同学邀我去玩，想聊聊人生，说说诗和远方，而我一点心情都没有。我想去远方闯荡，而父母心中的远方，就是儿女们在身边，永远享受父母的庇护。 

　　后来，我回到学院找到中文系领导，说明了情况，随后改分配到原籍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母亲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每当有乡村干部来到村坊里，母亲会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来泡泡茶，并且她会骄傲地说：“我家也有拿笔杆子的，也有拿国家工资的。” 

　　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诗和远方。儿女读书有出息，就是我母亲的远方；儿女承欢膝下，就是我母亲的远方；对儿女永不熄灭的希望，就是我母亲的远方。母亲，愿您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