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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烽火中的苏维埃邮政

  红四军司令部发布的“保护邮局,照常转递”命令。(资料图片)

  红军战士寄出的信件。(资料图片)

  苏维埃邮政发行的邮票。(资料图片)

  □王毅 沈峤 袁芳

  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叶坪中石村成立,其职责是统一领导和管理苏区的邮政工作,同时发行苏维埃邮政邮票。苏维埃邮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邮政系统,不仅提供了全面的邮政服务,还以低邮资和拥军优属政策赢得了民众的广泛信任,体现了苏维埃邮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战略信息传递的关键通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后,通过整顿邮务、统一组织和章程,建立了高效、有序的邮政通信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为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32年4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四号通知——《关于建立军事交通站递送军事信件》一文中就提到:“本政府目前派人在各地建立临时军事交通站,现因军事交通机关重要,应另成系统,另自独立其任务,专送军事信件。”这样的“军事交通站”,确保了战略信息能够及时传递,而专人专送的制度,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对战略信息的保密性至关重要。中央邮政总局通过加强邮件的安全检查、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等措施,有效减少了信息泄露和被截获的风险,保护了战略信息的安全。还通过建立红军总信柜和红军信柜,使得重要战略信息能够在军队内部迅速传递,为军事行动的协调与配合提供了有力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军事邮政的功能。1933年7月,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通令——《关于加速特别快信传递、保障军事通信畅通》中指出:“关系军事方面的特别快信,须要昼夜兼程,按钟点送到,凡邮政路线经过有渡河的地方,须指令划夫宿在一定处所,递信员随到随渡,某处路线发生障碍时,地方政府要尽可能的派武装护送,或者引导走小路过去,免致邮件停留。”“特别快信”制度的实施,确保了关键信息能够及时送达,进一步畅通了战略信息传递的渠道,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持和保障。 

  服务人民群众的有力工具

  人民邮政为人民,这是邮政的永恒初心。1933年10月,召开的苏区第三次邮局长联席会议上总结了闽、赣两省邮局五个月工作竞赛成果,并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其中提到,在当年6月至10月的5个月内,“共有挂号9912件,双挂号6618件,普通快件24110件,特别快件641件,包裹5296件,银信5775件,平信1亿零43726件,免费1亿零6920件”。这些实打实的数据充分说明苏维埃邮政已经发展成为保障人民群众通信权益的重要机构。 

  由于苏区处于战争环境,受其他条件的限制,苏区邮政不办理汇兑业务。为了便利群众,促进经济繁荣,有的苏区邮政允许寄件人将纸票、花边票据等封入包裹或信函内邮寄,以代替汇兑,这种业务后来叫作“银信”。随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银信的信誉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是具有苏区特色的邮政新业务,是苏维埃邮政服务群众的最好印证。 

  在江西《赤色邮政暂行章程》中还规定了不同信件及包裹的资费标准:“平信3分,剪角信及报纸、书籍、布告、通告不满1两者均收1分,1两以上至2两者1分半;包裹1斤以下6分,1斤以上至1斤半8分,1斤半以上至2斤10分。”从以上资费标准看,当时采取了低资费标准政策,这是因为交寄邮件的单位多是党政军机关,此举旨在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和方便群众使用邮政。为此,苏维埃邮政成为当时群众互通往来、交流联系的重要工具,极大方便了群众生活。 

  苏维埃邮政还致力于保障红军和军属的权益,刊登在《红色中华》第28期第五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第三号》中就指出:“凡红军战士与其家属通信之免费戳记,一律改为‘红军家信免贴邮票’字样,红军寄信家属,家属寄信红军,可以盖免费戳记”,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不断深化了“人民邮政为人民”的使命担当。 

  传播革命理念的重要媒介

  中央邮政总局创立之初,就承担起传播党的路线方针和革命理念这一政治使命,大量的报刊和文化作品通过邮政传递到千家万户。这不仅丰富了苏区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革命火种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极大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时任中央邮政总局局长赖绍尧在《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一文中谈道:“苏区邮政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另一个创举,就是在思想战线上广泛、全面地担负着革命报刊的发行工作,把所有的邮政机构,当作党的发行网来运用,把做好报刊发行工作,当作邮政部门的政治任务来执行。” 

  苏区时期,各地邮局对报刊实行低资费寄递、为投稿人减贴邮票等优待政策,大大拓宽了报刊的发行面。尤其对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中央机关报,实行邮资总付、免贴邮票、按重量计费等措施,大大加快了收寄速度。据统计,1934年多数报刊发行量在2万份以上,如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报》发行2.71万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而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行量竟高达4.5万份之多。并且,在许多信件的信封上,还有“保护邮局,准予通行”“消灭军阀混战”“彻底分配土地”“废除苛捐杂税”等字样,以此来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宗旨。这对于宣传党的路线、政策,传播革命理念具有积极作用。 

  支援革命战争的有生力量

  1934年7月1日,苏维埃国家企业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梁广同志作了题为《关于工人经济要求》的报告,规定邮政工人的米的供给可向中央内务部要求各级邮政局与该级政府工作人员享受同样待遇,这极大激发了邮政工人的工作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使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入苏维埃的各项建设。首先,广大邮政工人积极慰劳红军,捐钱捐物送前方。在《红色中华》第92期第五版就刊登了当时中央邮政总局全体工人给红色医院的伤病战士的一封信,信中说到邮政工人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之下,为了充裕前方军资,进行了节省运动,开垦荒田,多种杂粮,并且开辟了苏维埃菜园,将收获的蔬菜送给医院伤病员一部分,以表敬意和热忱。其次,踊跃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支援苏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1933年前后,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央邮政总局号召各省苏维埃邮局增加生产、募捐物品、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以节约经费,支援革命战争。这一点在《红色中华》中有诸多报道,如江西省各县邮政局发动职工做义务劳动不收取加班费,募捐421.92元,推销建设公债2062.5元;福建省募捐151.37元,推销建设公债1329.5元;粤赣省募捐49元,推销建设公债394.5元。1934年,1200多名邮政工人全体踊跃购买公债,这为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发展生产、支援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热烈拥护和参与节省运动。1934年3月,中央邮政总局发出第3号通知,号召各级邮政工人节省经济,支援革命战争。《红色中华》190期第三版就以《节省战线上的邮务工友》为题,发表了长篇报道,高度赞扬了全中央苏区的邮政工人节衣缩食、支援革命、拥护革命战争的热情。广大邮政工人感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温暖,以实际行动回报苏维埃,据福建、江西两省的不完全统计,两省邮政工人平均每月节省达千元,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 

  革命烽火中初步完善起来的苏维埃邮政,通过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的邮政系统,确保了指令的迅速下达、情报的及时收集以及军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为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信息保障,是党宣传政策、动员群众、组织力量的重要工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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