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瑞来

　　1978年夏天，赣县四个环城公社划属市辖的行政变革，像蝴蝶扇动的翅膀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坐在教室里，我们这些穿着补丁衣裳、打着赤脚的农村少年，尚不知命运的齿轮已悄然转动。那年，乡村漏雨教室外的苦楝树生长得格外繁盛，紫色碎花飘落在透风木窗户的窗台上，仿佛为即将到来的时代变迁撒下无言的注脚。

　　次年8月，我兴奋地攥着赣州市第三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奔向生产队的花生地头，录取通知书油墨的清香与花生田的泥土气息交织成苦涩的甜。父亲躬着身子正在拔花生，赤膊的脊背在阳光下投出沉重的阴影，一家八口人的饭碗，正压得这个汉子喘不过气来。我望着他黝黑的后颈，新添的晒斑像未愈合的伤口，汗珠顺着脊背滚落，在粗布裤头上印出深色的汗迹。

　　“我要读书！”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父亲，他浑浊的双眼闪过喜悦和焦虑。一周后的清晨，父亲拉着垃圾车成了章贡区西津路一带的一名义务农民清洁工。在厂矿企业和居民丢弃的垃圾中，他像考古学家般发掘希望：煤渣中未燃尽的煤核、废旧书报和纸壳、锈迹斑斑的铁块和铜线……这些东西都可在供销社的收购部换成一角两角的钱，而植物垃圾腐化的腐殖质则成了生产队的农家肥，可换成工分。如此这般的劳动付出，换取每月十元钱的千斤重担，沉沉地压着父亲的脊梁。

　　在父亲成为城市清洁工的时候，我也成为赣州市第三中学的高中生。

　　班主任兼英语课刘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从此以后，初中阶段从未学过英语和古诗文的农家学子，孜孜以求地背记英语课本里“ABC”构成的词汇，用浓重客家口音朗读语文课本里《伐檀》中的古韵，中外两种语音在晨读声中奇妙地共鸣。物理老师从牛顿第一定律解释车内的人在刹车时为什么前倾，从牛顿第三定律释疑宇宙奥秘；化学老师帮我们在元素周期表中组装物质变化的“万花筒”；生物老师帮我们画出DNA的双螺旋图案……周日回到农村家中，土屋内的煤油灯，燃烧我们日渐丰盈的求知欲。我们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哲理中，在“解放生产力”的呐喊中，无数次描绘祖国的美丽蓝图。

　　1981年的夏天格外火热。高考前夕，母亲特意煮了三个鸡蛋给我。放榜后的日子里，我盯着红榜望眼欲穿，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父亲在晚稻田的田埂上说：“明年再战。”复读的岁月里，我曾经躲在奶奶的土屋里暗自哭泣，泪水湿润了立体几何的试题，却再次换来名落孙山！

　　当第三次高考的硝烟散尽，我挑着行囊走进大学校门时，依然记得班主任刘老师当年写在黑板上的话——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往事尚可追，来者犹可忆。四十多年后同学聚会时，曾经的少年都已鬓染秋霜。39位跃过“龙门”的同学里，有人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人成了人民公仆，有人在都市里建造广厦。留在乡间的11位同窗，把论文写在了稻田里与山水间；而高考三次方如愿的某人，把装满赣南脐橙的集装箱运往欧美列国，手机微信视频时，果园里飘着的是与当年初中教室外相似的苦楝花。

　　已经76岁的班主任刘老师举杯：“你们都是时代的答卷人。”酒杯相撞的脆响中，我仿佛听见四十多年前，父亲拉着垃圾车的轱辘声，土屋煤油灯芯的噼啪声，复读时做笔记的沙沙声……这些声音交织成特殊的和弦，在时光的长廊里久久回荡。

　　如今，我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写下高考往事，五岁的外孙正用平板电脑绘制图画。窗外枝头的鸟儿，依旧如四十多年前那般，为高考的学子奏响进行曲。

　　当我目视书架上泛黄的《高考模拟试题集》时，耳间又回响起父亲在我高考失利时说过的一句话：“楼梯再陡，总得往上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