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帆云
自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魏禧即世，似乎经典作家、经典著作提及赣州的便渐渐少了。一代鸿儒钱钟书是个例外，他的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及诗集《槐聚诗存》等，都有醒目的赣州元素，在书写间尽显其赣州情结。
鸿渐羁旅过宁都
长篇小说《围城》自1947年版行，就以其独特的风格受到读者追捧，被誉为“新儒林外史”。1990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播出，掀起了持久不衰的《围城》热。书斋里的学者钱钟书，因《围城》而成为公众人物，他书中所描写的赣州宁都也因此为读者所知。
不过，小说里的赣州宁都似乎并不完美。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归来，受聘为位于湘西的三闾大学副教授，他和同事、朋友从上海启程，四男一女结伴而行，到宁都后，众人投宿车站对面的旅馆。岂料这旅馆竟然安排男女混搭同住，炒菜不用食用油而放桐油，致使旅客呕吐。
宁都在当时是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的首县，接待能力却如此糟糕，确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其时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侵略者凶焰正炽，“长沙已经烧为白地”，南昌沦陷，远在大西南的重庆也频频遭受轰炸。时势艰难，供应短缺，宁都也不例外。宁都与南昌相距300公里，正所谓“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而交通还算通畅，旅客竟然还能找到旅馆，已是不易。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旅客吃过饭菜之后呕吐，店主却没有陷入长时间的纷争，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也没有出现，读者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吃桐油，显然不是“误食”，而是桐油较为普遍地取代了食用油——因此，呕吐的现象恐怕并不罕见，原因是当时物资匮乏而非“道德滑坡”。
方鸿渐穿越浙江、江西到达湖南，需经过20座城市，小说只写了10座城镇。在溪口弃船换车遇雨，金华欧亚大旅社遭遇“世界蚤虱大会”，人人惹得一身瘙痒，鹰潭饭店里相逢苍蝇、蚊子、臭虫“岁寒三友”，南城车上一路缺座位，吉安取钱艰难找铺保，邵阳路宿山村难成眠……小说剧情里，除了打头的宁波，方鸿渐一路都没有什么好体验。由此可见，作者此番描述要表达的是战时的艰辛，所以在宁都男女住宿、吃桐油炒菜，无非是小说安排的情节。
诗赋相和赣水源
小说情节的设置总是和作者的生活经历相关。钱钟书于1939年至1940年间的三次赣州之旅，和《围城》里方鸿渐等人所走的路线完全重合。
当时，为方便侍奉父亲，钱钟书辞去西南联大教职，受聘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39年11月11日，钱钟书从上海启程，历时34天到达湖南蓝田，其间，途经宁都、兴国。1940年7月8日，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暑假，钱钟书及好友徐燕谋等从蓝田启程返回上海，7月下旬再经兴国、宁都，因日军轰炸南城、鹰潭，在南城苦等几天后原路返回蓝田。
在宁都，钱钟书也和方鸿渐一样住在车站对面，不过并不是小旅馆，而是县政府指定的接待单位——宁都最豪华的陶陶居。陶陶一词，语出《诗经》。“君子陶陶”，指随性起舞的快乐状态。旅馆取此名，大约也是标榜自己能让旅客有愉悦的体验。旅馆能列入政府指定名单，料想档次不低，房价也不菲，能住得起的人并不多。所以，因房间不够，不得已而男女混搭，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小。
如今陶陶居早已随旧时光消散，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可以准确地找到它的位置。它距当时的宁都县政府不足500米，门前有新修的大马路，背后是一口上百亩的大池塘。池塘边上有一些低矮的民居，也有富丽堂皇的神庙，近岸水浅处，有荷花簇拥——唯一的遗憾，钱钟书来时，荷花凋残。满池枯荷是否勾起了游子的秋思？夜来秋虫唧唧，定然会影响游子的睡眠，但钱钟书毕竟还是睡着了，一睡就进入深睡状态——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这一夜，女儿钱瑗（小名圆圆）来到他的梦乡。
“汝岂解吾觅，梦中能再过。犹禁出庭户，谁导越山河。汝祖盼吾切，如吾念汝多。方疑背母至，惊醒失相诃。” 《宁都再梦圆女》一诗中写到，钱钟书在静谧的夜晚，遇见盛大的虫声音乐会，不知不觉酣梦，梦见3岁的女儿蹒跚着向他走来，不禁大吃一惊：你这么小，还不允许你单独到院子里玩耍，怎么翻山越岭到了这里！于是吓醒了，知道是一场梦。不久沉沉睡去，不料女儿又出现在梦里，于是再次醒来，写下诗篇。
文人善诗，多半以诗记游。在钱钟书的《槐聚诗存》中有四题和这段旅途相关，分别对应浙江奉化、江西赣州宁都、江西吉安、湖南耒阳。这段旅途中，钱钟书所历经的艰难，或许甚于《围城》中的方鸿渐。
在《谈艺录》的一则诗话中，钱钟书提到了这段旅程。
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云:“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徵。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任诩东坡渡东海，东川若到看公能。”写实尽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军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迄今未改。形羸乃供蚤饱，肠饥不避蝇余；恕肉无时，真如士蔚所赋，吐食乃已，殊愧子瞻之言。每至人血我血，搀和一蚤之腹；彼病此病，交递一蝇之身。子尹诗句尚不能尽焉。
钱钟书在这里讨论的是当句对，他认为清代诗人郑子尹写得别有一番风味。他举《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为例，八句诗中七句都是当句对，摇曳多姿，直将愁苦事写得如赏心乐事一般音韵响亮。但钱钟书却读到诗人洒脱中的无奈，所以“心有戚戚焉”。
与钱钟书同行的有徐燕谋、沈同洽、周缵武、张振镛、邹文海五人，其中张振镛和徐燕谋皆有诗。张振镛在《前后湘行百绝并序》中提到赣州数语：
经三省五千里，历一月又四日，路非不远，时非不久也。顾足迹所及，山之雄秀水之浩瀚者，未易偻指数，惟一登溪口之雪窦，再涉赣湘之二流而已，其他崒嵂潆洄，可以引人入胜者，第于车窗中望见之耳。嗟乎，以中年哀乐之生，值满地烽烟之际，瞻江山以如画，驰若飞之舟车……又若宁都待车，微行郊郭……仰翠微之高峯，吊易堂之古址，识古人之行己有耻，而伤今人之降志辱身也。若夫过都越国而履吉安，访永叔之街而流风未沫，拜文山之祠而高节如在；赣水寻阳明之躅，湘江吊正则之魂，又不禁俛仰欷歔，叹古人于受任之际，则悃款忠纯，退放山林，亦惓惓君国，心不可卷而志不可夺也。
张振镛写到“山之雄秀水之浩瀚者”，山是溪口的雪窦山，水是赣江与湘江，其他引人入胜的，因为行程匆忙，只是从车窗张望了一下。不过，在宁都候车时，还是“微行郊郭”，“仰翠微之高峯，吊易堂之古址”，虽然没有登上翠微峰，但一个“仰”字，一个“吊”字，表明诗人的崇敬之情，也暗示了诗人徘徊流连之状。文中的“过都越国”，是说经过宁都穿越兴国，这表述颇为别致，饶有趣味。“赣水寻阳明之躅”，是说渡过赣江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寻找王阳明的足迹。看来，钱钟书和他的朋友同事们显然熟稔赣州的历史文化，对赣州山水也激赏有加。
徐燕谋是钱钟书一生的好友，钱钟书为他撰写过《徐燕谋诗序》和《〈徐燕谋诗草〉序》，特别欣赏其长诗《纪湘行》，认为气势雄浑，非常突出。《纪湘行》用16行叙述翠微峰景色和“易堂九子”的功绩，用34行描绘宁都至兴国的山川风光，涉及赣州的诗句有50行之多，占全诗13%以上篇幅。
诗中说散文家、阳湖派开创者恽敬写《游翠微峰记》，认为泰山、衡山、太行山是英雄豪杰，翠微峰同样不凡，像是侠客和隐士。而“易堂九子”哪里只是侠客隐士呢？他们坚守民族大义，甘愿读书荒山，寂寞一生。而和翠微峰类似的，在宁都、兴国一路走来并不罕见，这些山像王安石的文字那么洗练，尽管没有华美的装饰；又像黄庭坚的诗那么硬瘦，品尝起来如同蟛蚏美味。
恽敬、徐燕谋以人喻山，双双成就吟咏赣州山水的名篇。
鸿篇墨痕忆山水
不单诗歌，在学术著作中，钱钟书也不忘赣州山水。
在其《管锥编》中，两次出现了章江、贡江。论“契合与授受”时，钱钟书认为“一家学术开宗明义以前，每有暗与其理合，隐导其说先者”。不能简单地说，某某就是某某的先导，某某又是某某的后继，要看它是否有具体的交汇，如同章水和贡水合为赣江，而不应该强行给它画出谱系，瓜皮硬搭上不相关的李皮。在谈论佛家“众生有佛性”与“人皆可为尧舜”的相互影响时，指出两者“如章水贡水交流、罗山浮山合体，到眼可识”。天下无数处双江交汇，钱钟书只说章贡，可见赣州山水给他的印象是何等深刻。
由江山而及人物，钱钟书所作《宋诗选注》选80人290首诗，赣州曾几、王质、萧立之3人入选9首，分别占全国的3.75%和3.1%。考虑到北宋有240个以上、南宋有165个以上州级行政区，赣州所占的比例令人意外。何况，该选集所选的状元郑獬虽载为安陆人，但《江西通志》《赣州府志》《宁都直隶州志》都证其为赣州宁都人；所选的利登为南城人，而宋元之际其人隐居宁都，为宁都诗国之“苍山五子”之一。
钱钟书选曾几两首诗，分别为《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三衢道中》，认为他的“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选王质两首诗《山行即事》《东流道中》，认为“他的诗很流畅爽快，有点儿苏轼的气派，还能够少用古典。他的朋友张孝祥也以第二个苏轼自命，名声比他响得多，而作品笨拙，远不如他”。选萧立之五首诗《送人之常德》《春寒叹》《茶陵道中》《第四桥》《偶成》，他这样评价萧立之：“这位有坚强的民族气节的诗人没有同时的谢翱、真山民等那些遗民来得著名，可是在艺术上超过了他们的造诣。南宋危急的时候，他参预过保卫本朝的战争；南宋亡后，他对元代的统治极端憎恶。除掉七言古诗偶然模仿李贺和五言律诗偶然模仿陈师道以外，他的作品大多是爽快峭利，自成风格，不像谢翱那样意不胜词，或者真山民那样弹江湖派的旧调。”
宋代之外，钱钟书对明清之际“易堂九子”的著作尤为关注，在《谈艺录》《管锥编》中，引用魏禧5处、魏际瑞1处、曾灿1处。在谈到“大师开宗立派”时，钱钟书肯定魏禧所指出的作文“单纯像古人”之流弊。在讨论古代守“经”与达“权”的关系时，钱钟书论及所谓的“宰相风度”，引用了魏禧的形象描述：“魏禧《魏叔子文选》卷一《相臣论》：‘最可笑者，舒行缓步，轻咳微声，以养相度，竟同木偶儿戏。’”在谈论文法的“章句排比”时，钱钟书批评“以文害义”的形式主义。他引用魏禧讥刺八股文之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讨论《毛诗正义·正月》时，钱钟书指出，“夫《三百篇》有直斥，有丑诋，词气非尽温良委婉……魏祥《魏伯子文集》卷一《跋出郭九行》谓诗‘直斥者不一而足’”，魏祥即魏际瑞。在讨论“愚民说”时，钱钟书认为学问、文章都能成为“愚民”的工具，例如，明清之际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八股取士危害国家，曾灿也是其中一位。
钱钟书一生三次途经赣州的宁都、兴国，所待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六七天而已，但从其著作来看，显然对赣州的地理人文有着深入的研究。钱钟书与赣州的渊源，是赣州的骄傲，既体现了一代鸿儒的渊博学识，更体现了他对祖国一方山水的热爱。这情结也是赣州历史文化厚度的一份证明，足以给今天赣州的建设者、书写者们更多的启迪和更强烈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