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海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陷落，宋朝南渡，迁都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政权。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当金军铁骑再度突破江淮防线时，新生的南宋政权面临着存亡绝续的考验。在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宋高宗赵构采取“分兵避锐”之策：皇帝亲率中枢主力退守浙东，而将维系王朝法统的重任托付于隆祐太后孟氏。这位历经哲宗废立、徽宗贬谪的传奇女性，年届六旬，成为宋廷宗庙社稷的象征符号，自建康府启程西进，前往虔州（今江西赣州），开启了南宋史上最具悲怆色彩的南渡之旅。

　　建炎三年隆冬，太后抵达建康（今江苏南京）后，朝廷命刘宁止担任江浙制置使，率军护卫她前往洪州（今江西南昌）；命杨惟忠率领1万士兵作为卫队随行；命滕康、刘珏在紧急情况下听从太后旨意，可相机行事。金兵从大冶县（今湖北黄石）直扑洪州，滕康、刘珏护送太后行进到吉州（今江西吉安）驻扎。刚过5天，金兵追击紧迫，太后的御船连夜行驶至泰和县（今江西泰和），船夫景信叛乱，杨惟忠所部溃散，导致160名宫人失踪。滕康、刘珏各自逃亡，护卫士兵不足百人，紧急赶往虔州。从万安（今江西万安）开始改由陆路，太后与潘贵妃乘坐农夫的肩舆，最终抵达虔州。

　　太后驻跸虔州期间，随行万余人的庞大队伍，在旬月间耗尽州仓5万石存粮，迫使地方官吏“括市井，征商贾”以充军需。更为严峻的是，原应拱卫皇权的禁卫军，因粮饷拖欠竟哗变为乱军。建炎四年正月甲戌（1130年2月15日），兵卒纵火焚毁市廛，劫掠官民宅邸30余处。据《三阳志》载，乱兵“剽掠妇女，驱役丁壮”，致使城内“井邑萧然，十室九空”。 

　　当朝廷权威在虔州陷入真空时，地方社会的多重积弊如熔岩喷发。当地土豪陈新等人以“勤王救难”为名，聚集部众近万人，在梅林（今赣县区梅林镇）扎寨，进逼虔州镇南门。杨惟忠部将胡友从城外引兵呼应，命城内士兵出击，陈新被流箭射死，部众溃散。此前，胡铨担任抚州军事判官，受漕运官檄文派遣代理虔州幕僚，尚未到任时太后已抵达吉州。胡铨当时正在招募乡兵，协助官军抵御金兵，太后得以脱险，侥幸抵达虔州。金兵追击到皂口（今江西万安皂口），因未追上而返回。这场持续月余的民间武装冲突，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留下“尸填章水，血染雉堞”的惨烈记载。

　　随着金军主力北撤，建炎四年三月，太后启程北返临安。这场历时5个月的虔州驻跸，留给赣南大地的是“田畴荒秽，廛市丘墟”的凋敝景象。此次事件成为南宋政权重构江南统治秩序的重要契机——朝廷随后设立江南西路制置使，强化对赣江流域的军事控制；推行经界法以缓解土地矛盾；更在绍兴和议后大规模整饬虔州城防。 

　　建炎四年，虔州、吉州盗贼进犯，宣谕使刘大中上奏朝廷，建议派岳飞征讨虔州、吉州诸郡盗贼。宋高宗因隆祐太后曾在此地受惊吓，秘密下旨要屠城。岳飞请求宽恕，未获准许；再三恳请后，高宗才特赦虔州。虔州百姓感戴岳飞恩德，绘制其画像建祠堂供奉。后来岳飞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入朝，高宗亲手书写“精忠岳飞”四字制成旗帜赏赐给他。

　　淳熙二年（1175年），当辛弃疾提点江西刑狱驻节赣州时，郁孤台下的清江水仍流淌着50年前的悲怆记忆。“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沉吟，既是对靖康之耻的沉痛追思，亦暗含对南渡政权偏安政策的隐晦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词人在《菩萨蛮》中刻意隐去具体史实，而将虔州之难升华为家国命运的普遍象征。这种文学重构，使隆祐太后一行的南渡从地方性历史事件，转化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流亡历程，其历史价值远超单纯的军事溃败记录。在政治层面，它暴露了宋室南渡初期，中枢与地方权力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层面，它揭示了战时财政体系的地方性崩溃；在社会层面，它展现了权力真空状态下民间秩序的自我调适机制。更重要的是，虔州之困昭示着：任何政权若不能实现权力渗透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即便暂避兵锋于江南，亦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