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利华

　　近日在一个景区看到几幅书法碑刻，功力很好，但遗憾的是不见署名。同一景区的古代书法碑刻，则不仅署了名，也写明了职务。经过了解，这些未署名碑刻的作者，都是30年前当地的名流，不仅书法精湛，部分人还曾担任要职。可以想见，再过更长的时间，那些未署名碑刻的作者，必将湮没在时代洪流；对景区而言，亦是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不是作品水平不高，而是作者觉得“名家”远在天边，难于企及；部分人潜意识里认为“小地方难出大家”，乃至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这些无名碑刻，如同失语的星辰，默默伫立于景区一隅，诉说着一段被隐匿的地方文化传奇。这种文化现象，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对地方文化认知的深层困境——那种根植于等级观念的文化不自信，那种忽视基层文化源泉的短视。真正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是精英阶层的独白，而应如屈原所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清澈与浑浊皆具价值。中华文化的沧浪之水，其源头活水正奔涌在最广阔的基层大地之上。

　　地方文化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区域最鲜活的时代印记，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与集体情感。每一支传唱于田埂间的山歌，每一件出自民间艺人之手的工艺品，每一处留存乡野的建筑遗迹，都是时代在地方留下的文化烙印。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记忆不仅是个体心理功能，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地方文化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譬如，陕北的信天游吟唱着黄土高原的苍凉与坚韧，江南的评弹演绎着水乡的温婉与灵秀，这些艺术形式不仅展现地方美学特色，更记录着当地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那些未署名的书法碑刻，虽然艺术水准不凡，却因缺乏明确的时代署名而失去了与特定历史语境的血肉联系。正是这类时代信息的缺失，导致文化记忆链的断裂，使后人难以完全解读其中的文化密码，最终导致地方文化记忆的消逝与历史连续性的中断。

　　地方文化作为时代印记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真实性上。与经过精心雕琢的官方文化不同，地方文化往往保持着原生态的鲜活质感。无论是敦煌壁画中的民俗场景、《诗经·国风》里的劳动吟唱，还是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的市井记载，无不为我们理解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中，地方文化属于“小传统”，却恰恰因其贴近日常生活而保有文化原真性。那些景区中未署名的碑刻，如果能够保留作者信息，不仅是对创作者个人的尊重，更是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和文化风貌留下准确注脚。可惜的是，这种源于自我怀疑和外界轻视的“匿名化”处理，使这些作品成了无根浮萍，难以在后人的文化考证中找到其准确定位。

　　然而，地方文化独特价值的彰显，亟需社会为其创设充分的展示机会和平台，这是培育文化自信的关键路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强调，公民在一个开放空间中通过理性对话形成舆论和文化认同。对于地方文化而言，这个公共领域就是其获得可见性、被认可、被传播的重要舞台。景区碑刻匿名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平台机制的失效——地方才俊的作品虽获展示，却因署名权的缺失而被剥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其创作主体性也在无形中被消解。

　　历史告诉我们，许多今天被我们奉为经典的文化遗产，最初都源自地方性、民间性的创作。《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本是各地民歌，通过周代采诗官的收集整理而登上大雅之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源于古代画工的匠心独运，因敦煌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这些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打动后人，正是因为有了适当的保存与展示机制。

　　在当代，我们更需要通过多重手段为地方文化搭建展示平台：文化政策上应向地方倾斜，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地方文化项目；现代传媒应赋能地方文化传播，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地方文化资源库；民间节庆应活化传统，让地方文化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的表达形式；教育体系应融入地方性知识，使青少年从小建立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只有通过这些全方位努力，才能让每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声音都有机会加入中华文化的宏大合唱。

　　保持地方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使其在现代化浪潮中不致湮没，是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冯骥才曾呼吁，中华民族最深的根实际上是在村落里，而不是在城市中，要保护民族民间文化和传统村落。然而，在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地方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正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地方热衷于建造仿古街区、引入标准化文旅模式，却在无形中消磨了本土文化的真实性；一些非遗因传承乏人而濒临灭绝，如同无声熄灭的星火。

　　要保持地方文化的生命力，首要之举是进行系统性挖掘、整理与研究，借助数字化手段建立数字化档案，为文化存续留下火种。更重要的是“活态传承”，让文化回归生活现场，例如，广西南宁的民歌湖群众歌圩活动，让山歌对唱重新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又如浙江龙泉青瓷烧制技艺，通过“非遗进校园”与创新设计，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唯有当文化在地脉与人脉中持续流动、生长，自信才能真正深植于社区肌理与个体心灵。

　　那些未被署名的碑刻，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我们曾经的文化等级观念与自信缺失。而要真正树立起坚实而磅礴的文化自信，就必须实现认知范式的根本转变：从仰望“高大上”的迷思，转向俯身倾听大地深处的回响；从对“大传统”的过度推崇，转向对无数“小传统”的珍视与发掘。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这种自觉，首先源于对脚下土地生长出的文化价值的深切认同与自豪。

　　让每一首童谣都被铭记，让每一支山歌都拥有回声，让每一位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都能署名留痕——当无数溪流般的基层文化自信交汇奔涌之时，便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江河浩荡、长流不息之日。我们终将领悟，文化自信不在远方的缥缈峰顶，而在每一个乡村野老的讴吟之中，在每一处大地褶皱的文化肌理之内，等待被唤醒、被尊重、被传唱。地方文化作为时代的印记，不仅记录着过去，也启示着未来——唯有扎根基层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支撑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