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勇于直言的人历来都不少，只是，有些人运气好，直言助他解决了一批问题，成就了一番事业；有的人则运气欠佳，直言不仅无益于事，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 

　　北宋官员姚坦也是个喜欢直言的角色。《续资治通鉴》第十七卷载，考功郎中姚坦任益王府翊善（王府佐官），喜好直言进谏。益王曾在王府建造假山，花了不少钱。建成后，益王专门宴请客人观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姚坦却说：“哪有什么假山？我只看到一座血山。这些钱都是百姓的血汗钱，不是血山是什么？”喜乐的气氛立马被他全破坏光了。 

　　姚坦的表现当然不是偶发性的。书中说，益王每有过失，姚坦没有不尽责规劝匡正的，因此宫中从益王以下都不喜欢他。益王的身边工作人员因此教唆益王称病不去上朝。益王的老爹宋太宗很担心宝贝儿子的身体，一个月后召见益王的奶妈入宫询问病情。奶妈说：“益王本来身体好好的，都是因为姚坦成天约束他，使他不自在，所以闷出病来了。”宋太宗闻言大怒：“我挑选方正之士辅佐益王，是希望他学好行善。如今他不仅不听规劝，还闹出装病的事，太不像话了！益王年轻不懂事，这事定然是你们这些身边人出的主意！”于是命人把奶妈打了一顿，以示惩戒。随后，宋太宗安慰姚坦：“爱卿身处王宫，被一群小人妒恨，太不容易了！你也不用怕那些谗言，反正我不会相信他们的话。” 

　　益王即宋太宗第五子赵元杰。此事发生在北宋淳化五年（994年），益王时年22岁。 

　　姚坦虽直言，但他的服务对象益王不接受，而王府的同事们也讨厌他，甚至还设计坑害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些直言，能起到多少作用？可以说，不仅没解决问题，还差点反噬自己了。好在当时的最高领导宋太宗不算昏庸，识破了真相，毅然为他撑腰，否则，要是益王的老爹也和他一个德性的话，这老兄恐怕麻烦得很，哪天丢了饭碗都不知道。 

　　《续资治通鉴》对于这件事，说到这里就算完事。而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益王死后，已经担任其他职务的姚坦有一次被诏上殿。论及旧人往事，他说到自己在王府工作时如何斗胆敢言，尽忠正直。而等他退下之后，当时的皇帝、益王之兄宋真宗却对大臣们说：“姚坦在益王府时，不是通过正面讲道理来认真教诲，益王稍有过失，他就张扬诋讦。这样做，无非是为自己博取名声吧！”可见，他的直言，未必被真正认可。宋太宗的领导水平高些，还能够安慰他几句，宋真宗就没这个耐心了。 

　　做到直言，确实不易。一方面，胸怀开阔的上司没那么容易遇见。若是碰上一个心胸狭窄的，大概率还得给你穿小鞋。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都不鲜见。职场“厚黑学”不是教育人们，最大的“法”是领导的“看法”吗？一旦得罪了有较大话语权而无良好品行的领导，可能有你好看的。所以，人在职场，选择直言，无疑是有风险的。这也是很多人遇事宁愿三缄其口的原因，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另一方面，直言还要看看面对的是些什么样的同事。如果都是益王府那样的人，即使正主儿没意见，也会被他们坑死。煽风点火的，歪曲事实的，落井下石的，幸灾乐祸的，只要有这些人存在，直言者的日子就好不到哪里去。一些旁观者，也以己度人，认为直言者是在“作秀”，是别有企图，不仅不支持，还毫不犹豫地为小人帮腔。他们对真正的邪恶行为不敢吭声，但对那些敢于发声者却从不客气。这些人，共同营造了不利于“直言”生存的空间。他们迫使更多的人选择沉默。看看姚坦的经历，就知道事实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无须讳言，历史上，因为直言而惹祸上身的事例并不少。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且终究未能改变什么。这种行为是否值得？如果确实无济于事，我们宁愿认为此举有所不值。所以，直言真得看环境，否则就是无谓的牺牲。当环境恶劣时，旁观者或后人大可不必对局中的某一个人指手画脚，提过高的要求。这种处境，他能坚持斗争固然是好汉行为，他若不敢斗争，也没必要让他一个人背起时代的大锅。要知道，比他坏的主动作恶者尚未被批呢，似乎还轮不到明哲保身者受谴责。我们作为后世的阅读者，如果把话说得太轻巧，也许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