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山河破碎，战火硝烟骤起；半壁沦丧，四万万人奋起！除了无数爱国将士在战场上的拼杀，文学界、艺术界乃至民间百姓也以笔为枪、以血为墨，救亡的洪流已席卷神州。在这之中，有一名教授喋血课堂外，壮烈殉国，被誉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他，就是姚名达，当日寇举起刺刀，他挺身为盾、血沃赣鄱，以生命完成了人生最磅礴的文稿。

　　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1905年3月17日出生于兴国县南门外竹坝村。年少时，姚名达家中颇为清贫，仅有薄田数亩，经史子集类的古书倒是有几千册。6岁时，姚名达的父亲便开始教他识字读书。他天性聪颖，不久便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爱好钻研地理书籍，常自绘中外地图，研究山川地势。

　　1923年6月，姚名达自江西省立赣县中学（今赣州市第一中学前身）毕业，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读，转向学习行医，然而他内心割舍不下的仍是史学。不久，姚名达听闻上海南洋公学开设国学专修科，并可享受公费待遇，欣然前往就读，肄业。1925年，清华大学开设研究院，姚名达北上进京应考，被录取为该院第一届新生，师从梁启超，从此走上了治学之路。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29日，姚名达供职的、在世界出版业久负盛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日本军机滥炸。次日，姚名达位于上海宝山路祥瑞里13号的寓所也毁于日军炮火，他保存的大量书稿及参考资料也随之全部被毁。

　　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姚名达的极度愤慨，他写文章怒吼道：“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目录学·自序》）此后数年，姚名达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分析抗战形势，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5年6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姚名达与上海15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书，主张唤起群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2月，他又与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号召文化界“应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

　　在1936年《女子月刊》的元旦特刊上，姚名达一连发表《国难的由来和现状》《日本侵略华北的必然性》等5篇文章。这些文章，有的盛赞“一二·九”运动中学生表现出来的爱国牺牲精神，称这种精神“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闻风丧胆”，“使敌人知道我们民众的力量是不可蔑视的，中华民族不是容易欺侮的”，号召“有热血的国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侵略”；有的则从经济视角深入剖析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动因。

　　姚名达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后转向华北，是因为华北的资源（如棉花、煤炭、小麦等）对日本具有战略意义。例如，1934年华北棉花产量占全国43%，羊毛出口占91%，煤矿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而东北的资源无法满足日本需求。此外，日本通过铁路网络控制华北资源，所谓“防共”和“自治”只是掩盖经济掠夺的借口。文章中，姚名达以史学家的严谨，辅以他自绘的物产分布图和详实数据，非常直观地揭露了日本侵略我国，掠夺我国资源的经济与战略本质。

　　1937年7月15日，姚名达在《女子月刊》（第5卷第7期）发表了《抗日战争序幕的开展和我国应有的战略》一文（因《女子月刊》被迫停刊，原文打算写五节，只发表了前两节）。他敏锐地觉察到：“卢沟桥事件关系最大”，“中日必战！”

　　文章全面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一周以来的抗战形势，他说:“历史上的战争都由于争利，日本所以再三再四侵略我国，亦无非因为夺取资源与市场……从资源的夺取战略看来，日本势必侵略出产煤、棉、盐、麦最丰富的华北各省。”姚名达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永无满足”的，“除非中国给他以重大的打击，否则不吞并全国不止”。他大声呼喊道：“我们要生存，不可不抗战。唯有抗战才能换取生存。”“亲爱的同胞，是抗战的时候了！起来！”

　　1937年7月19日，姚名达和继配夫人巴怡南在杭州订婚。8月5日上海《大公报》刊出了标题为《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的头条新闻。新闻中说：“……本报昨接××君及××女士以其订婚戒指寄来，嘱转交政府，并附有一函，兹将原函披录如下：……我们要求政府立即下全国总动员令，拼整个民族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每一个国民必须尽国民的责任。我俩现在谨以至诚，把我俩前几天订婚交换的戒指捐献……为备抗敌之用……我们希望每一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所有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财产，整个生命）！”这封要求“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信，正是姚名达和巴怡南所写，为了抗战，他们把具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的订婚戒指毫不犹豫地献出，并且倡议“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这种精神更激发了爱国民众的抗战决心。

　　1939年5月，姚名达发表《从史理学与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之抗战形势》一文，从史理学与地理学的角度，对日军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姚名达认为，“综合比较，无论敌欲采取何种战略，皆有极多困难”“即从地理学原理推断敌军无进攻之能力，再从史理学原理推断敌军之必败”。之后的抗战形势证实，他的预测与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同年6月，姚名达又发表了《日本南侵的政略与战略》（1939年《闽侨月刊》第4期）一文。此文分析了日本侵略政策的双重政策，即大陆政策（西进）与海洋政策（南进）。姚名达认为，日本表面侧重大陆政策，实则两者互为补充。他警告欧美国家不要低估日本南侵的野心，指出南洋资源（如气候适宜移民、可作倾销市场）对日本同样关键，并呼吁南洋侨胞和欧美国家警惕日本的扩张计划。

　　1940年，姚名达在《江西的潜力》一文中，号召国民“振作民族精神，应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使人人都激发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

　　1940年10月，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创办，校长胡先骕聘请姚名达为研究部研究教授，继为文史系教授。

　　1942年5月，日寇攻陷金衢，长驱侵赣。姚名达看到当地人心惶恐，奔走遁逃的情形，他慷慨陈词：“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抵抗，已深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以兵役为己任者，吾其为嚆矢乎！”

　　6月11日上午，国立中正大学食堂墙壁上出现了一张大红布告，号召大家：“到前线去！到战壕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发出这个号召的人正是姚名达。在这敌寇压境的危急时刻，姚名达毅然“投笔请缨”，联合数十名爱国师生，于6月13日发起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姚名达被推选为团长，还编印了《战地服务团特刊》，发表发刊词和《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

　　在战地服务团成立的当天深夜，作为团长的姚名达，以“显微”署名，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抗战檄文——《怎样打击东战场的倭寇》（未写完），后发表于1942年6月25日的江西《民国日报·专论》。姚名达以报刊专论的形式，吹响了奔赴前线抗战杀敌的号角。

　　文中，姚名达慷慨激昂地说：“我民众当此最后关头，尤需及时奋发，保卫家乡。我敢断言，我们如果各方面都能以打退倭寇为工作目的，不以对敌逃避为唯一办法，照着上列各点加紧实干，岂但东战场的胜利可以确保，就是把倭寇赶出江西去，亦只是时间问题。”

　　在他的热血感召下，国立中正大学师生踊跃报名，当天就确定了三十余人的队伍。随后，这群“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的书生踏上了奔赴前线的征程。姚名达率领全团师生开赴江西抗战最激烈的新淦（今新干）、清江（今樟树）一带，他们下到营、连，给战士送药，为伤兵服务，既做护理，又做宣传工作，使前方将士深受鼓舞。他们卓有成效的战地服务工作，深深感动了抗日军民，称赞他们是书生救国的模范。

　　1942年7月7日，姚名达率领十几名团员，准备从新淦县溧江乡石口村渡过赣江。到石口时，天色已晚，他们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日军发动突然袭击。姚名达大声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本兵打斗起来。他从日本兵手中夺到了枪，正准备上楼占据有利地势，一个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中枪倒地，另一个日本兵又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在血泊中姚名达仍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姚名达就这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终年37岁。姚名达的壮烈牺牲为人们所震悼，仅《新华日报》就分别于1942年7月9日第二版，7月29日第三版，10月22日第二版，1943年3月26日先后4次报道了这一消息。姚名达的灵柩于1942年7月28日运抵泰和，沿途皆有公祭，国立中正大学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8月5日公葬于泰和县杏岭，墓碑上刻有“正气长存”四个大字。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2014年，姚名达被民政部公布为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姚名达，是现代史学与目录学领域的卓然大家，是文化战线上以笔为戈的忠贞志士，更是亲赴沙场、喋血抗敌的千秋烈士。赣水长流，其魂不灭。他以文人之肩担起战士之责，最终以师者之躯化作民族不屈的丰碑。

　　（本文综合整理了《共和国不会忘记——复旦大学烈士传》及《赣州一中（前身）师生的抗战文章述略》等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