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续资治通鉴》第九卷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十一月，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出任忠武节度使。接着，书中提到，党进掌管宫禁警卫十二年，在京城街巷巡逻时，但凡遇到饲养奇禽异兽的，必定命令手下取过来放生，并且骂这些养宠物的人：“买肉不去供养父母，反而饲养禽兽！” 

　　党进是北宋初年的一员勇将。据《宋史·卷二百六十·列传第十九》关于党进这一节记载，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家将”首领杨业也曾经被党进打败过（当时杨业尚未投宋）。遗憾的是，党进任忠武军节度使一年多之后，有一天回家，看到一条大蛇卧在床上的睡衣中，一怒之下将它烹食了，不久即因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估计是中蛇毒了。 

　　党进这样的“粗人”，自然是没闲情养宠物的。他不仅自己不养，还见不得别人养，认为有钱应该买肉养父母。现在的人生活条件好了，养宠物如家常便饭，当然未必理解这个看法，甚至觉得党进这人太“老土”，不懂得“过日子”。但在物资匮乏的时代，党进的宠物观并不可笑，倒是实在得很，可以说是一种很朴素的价值观。 

　　不要说那么久远的事，就说几十年前吧，我们在农村生活，就不可能有条件养宠物。别说要花钱的宠物，就是不需要花钱但可能要花点时间的小动物，比如小伙伴们养一只抓来的小鸟或者几条小蚕，多数家长也是不支持的。记得有一个同龄邻居，偷偷地用火柴盒养了几条春蚕，眼看着它们一天比一天大，从黑乎乎到白白胖胖越来越可爱，不料一个不小心没藏好，被他父母发现了。至今犹记，他母亲二话不说便把盒子夺过来扔在地上，一脚踩个稀烂……这个同龄伙伴失声痛哭，连我们旁观者都心疼不已。可是，其家长的理由很简单，不能让这些“没用”的小东西耽误了学习或干农活的时间。这个邻居的母亲还经常骂养小动物的孩子（不限于自己家的）：“养爹都没有这样的孝心！”——这不和党进的说法异曲同工吗？那年头的农村娃，日子过得本来就艰苦，连课余养个小动物的自由都没有，生活真是枯燥透顶。至于“宠物”这个名词，更是听都没听过。所以，那一代人，和党进特别有同感。哪怕是千余年过去了，我们每每看到那些把宠物当至亲伺候的人，都难免在心里嘀咕：“这人不知对亲生父母有没有这么好？” 

　　党进所处的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大多数家庭显然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正因为如此，他不让别人养宠物，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工作方法是简单粗暴的，但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精细的管理方式呢？今人无须笑古人，看问题当然不可回避人家所处的客观环境。 

　　不过，《宋史》关于党进干涉别人养宠物这事的记载，比《续资治通鉴》详细些。它还说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有一次，一个小吏拿着一只雏鹰从街上路过。党进看到了，要他把雏鹰放了。小吏告诉党进：“这是晋王的鹰。”党进一听，马上态度大变，吩咐他要好生养护。百姓因此传为笑谈。 

　　晋王即未来的皇帝宋太宗，当时的二号人物。《宋史》因此说“其变诈又如此”。言下之意，党进也是有点“两面性”的，习惯看人下菜。我却觉得，此事虽然滑稽，但后人也不见得要以此苛求党进。毕竟，一是宋太宗在“家天下”时代的特殊地位摆在那里，党进得罪不起，也不愿得罪，这是很正常的事；二是以宋太宗的家底，他要养几只宠物，根本不算个事，完全不影响家庭开支。党进可以反对一般的家庭豢养宠物，但对真正的大佬，他当然无能为力。他所持的养宠物不如养父母的价值观，在那个年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宠物市场的发展，把更多的食物资源留给人类。 

　　如今时代不同，物资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养宠物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有兴趣，都有条件参与其中，养猫养狗养鸟养鱼算是很寻常的，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我们孤陋寡闻者听都没听过的东西呢。宠物不仅有市场，还有专门的医院。一些有钱人不愿生儿育女，却终日以宠物为伴。这是人家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违反相关法规，谁也不可能像党进那样干涉他人的私生活。但是，不管养什么、怎么养，前提条件还是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作取舍；要适可而止，在时间上合理安排，不要本末倒置，耽误了正经事；要以人为本，不必让宠物代替一切，尤其是取代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交往。 

　　鉴于古往今来种种教训，在养宠物这个问题上，还是应当把握一个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可玩物丧志，不可妨碍他人，不可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否则，若是因为这样的事而闹出种种乱子，宠物们的罪过可就大了。